有关于批评的文章 作文一:《批评的文章》3500字

作文一:《批评的文章》3500字

成长需要批评

有时,不经意间看到某个情景便潸然泪下,我知道,我还会感动,我还需要批评来浇灌。同时又提醒自己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不要淡忘。

在人生道路上,我选择是在批评中长大的野草,也不愿做在表扬之中长大的温室之花。因为我懂得了:花盆里永远长不参天大树,没受过挫折,批评的人生是残缺的。

也许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一些伤痕残存着,它们像魔鬼一样缠绕着我们的心。我们不愿去触碰它们,因为只要轻轻一碰,就会隐隐作痛。

所以我们选择了回避,我们选择了躲闪,选择蜷缩在仿佛只有自己的世界里疗伤,慢慢地失去阳光,失去自信,失去开括创新世界的能力,长此以往,伤痕会冰冻,我们的心会常想得到表扬,不愿去接受批评。其实并非每一次批评都是坏的,它其中包含了鼓励,支持。

十六岁的青春,下起了雨,不知不觉就心碎。我们常因一点小小的批评而屈服于自己,败给批评,让自己随心所欲,一点点地失去,而不懂得在批评中成长,在批评中懂得坚强,更不愿去接受享受批评。

当生活唯有表扬时,你会不会感觉太单调了,会不会感觉太乏味,无趣了。在人生道路上,缺少批评,我不知道自己该踏上那一条道路。走着走着,当自己回头看留下的脚印时,却在不知觉中迷失了方向。

青春会散杨,然而,成长的痕迹将永远停留在岁月的长河里。当你在自己单薄的青春打马而过,穿过紫堇,穿过木棉,穿过时隐时现的批评。站在青春转弯的地方,你会知道你失去了很多吗?

当亲人,老师,朋友,同学一个个都只表扬你,从不说批评的话语。长此以往,你会反省吗?人无完人,你知道有十全十美的人吗?人有缺点并不可怕,怕的是你不知道改正,受到批评不可怕,怕的是你不会理解批评的真正含义。   当你看到繁花落尽时,还能释然地微笑;当你知道人生不只有阳光时,还能无畏远方;当你知道生活还有着批评伴随你成长,那你就正在走向成熟。   其实,父母,老师批评我们都是为了我们好,并非发自内心的憎恨我们,批评我们,诅咒我们。总希望自己的孩子,女儿,学生长大了有知识文化,有好的出路,有一个好的工作岗位,有成功的事业。难道他们需求我们给他们什么回报吗?难道............

瞬间是流星突然划过夜空时的亮光,

瞬间是蝴蝶结上的流苏浮过面庞时的清爽,

瞬间是蒲公英散落于天际时的跳动,

瞬间是夕照下余晕演绎的舞蹈盛装

瞬间的美丽是它的舞动与跳跃,但瞬间的魅力却是它留给记忆的永恒。   选择在批评中成长——是我瞬间的选择,更是我永恒的选择

要成功,你需要............

成功的翅膀

幻想是诗人的翅膀,假设是科学家的翅膀,批评是成功者的翅膀。

人生得意与失意总是对半平分的,好比一台天平的两个托盘,当一个得意洋洋时,天平便不再平衡,而是高低不平地摇晃着,总有一天失意的“重量”会超过得意。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往需要一个关键的“砝码”,那就是批评。批评有助于缓冲天平的失衡,从而鞭策人们,使人们有所警惕,不至于酿成大错。   爱迪生是众所周知的发明大王,他一生的发明贡献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媲美。可是晚年的爱迪生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听不进批评。当晚辈向他提出质疑时,他总是不以为然,从而无法超越年轻时的自己,为其辉煌的一生留下了一个淡淡的遗憾。

魏征被世人称做唐太宗的一面“镜子”,就是因为他敢于批评皇帝的过失。当唐太宗犯下错误或错误即将要成形时,魏征总是能及时拔掉这将发芽的错误之根。唐王朝开创贞观之治,走向开元盛世,忠言直谏、敢于批评的魏征功不可没。   秦始皇俯视六合,横扫八荒,一统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是何等的英雄了得!可也正是这不世的功业助长了他的得意与骄纵,使他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是永远正确的。刚愎自用,不听批评。于是他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奴役天下,导致大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如果秦始皇能像齐威王一样广纳批评,听听百姓的声音;如果他的身边能有一位忠言直谏的魏征为他护航,或许大秦真可以递三世以至万世而为君!正是批评的缺席,使秦始皇生命的天平倾向于骄纵的极端,并最终陷入无法挽救的失败的旋涡中。批评缺席,注定与成功绝缘。

如今我们生活在文化多元、节奏快速的现代社会,更应该握住批评这把钥匙,去开启成功的大门。如果前行遭遇黑暗,批评会像明灯指引你方向;如果生命陷入险境,批评会像天使守候在你身旁;如果心灵快要干涸,批评会像雨露给你滋润。

成就千里马的,不仅是伯乐,更是那条不时抽打它的马鞭。成功的路上,不仅需要鲜花与赞美,更需要批评的鞭策。

批评是成功者的翅膀,插上它,就可以翱翔于碧空!

批评与成功

当美丽的彩虹悬挂在蔚蓝的天际时,你是否有看到美丽背后的叱咤风云;当雄伟的瀑布展现在险峻的山腰时,你是否有看到壮观身后的山石流痕;当满载荣誉的成功人士出现时,你是否能看到他背后经历过的批评与失意呢?

批评是一面镜子,总在你犯错的时候让你看清自己,人生的道路曲折难行,若没有那面镜子及时提醒,又怎能走直那条复杂的人生之道呢,让我难忘的是多芬与莫扎特的师生情谊,在这种大师之间的交嗟应是华美之词不断,但莫扎特对待他的名徒依旧严格要求。音乐天才成功了,也是就是那几句批评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许就是那几句批评让他有了创新的动力,所以他用黑白键撞击出了属于自己的音乐天地,此时,谁还能忽略那美妙旋律下的批评呢?成功的道路上,批评又怎能缺席,批评如一面镜子,让鸟儿看清前面的荆棘,以便更顺利的飞过。   批评是一种动力,总在无形中激励着你前进,得意时,它会压低你的头,以防高仰而迷失了方向,失意时,它会扶起你的头,以防失落而放弃了前进,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得意时常常又会被生活的坎坷而拌倒,在荣誉和鲜花围绕时,我们需要批评来缓和,让有所成绩之后更发奋图强,而不是骄傲不前。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学者,但在他老师眼里,他仍是一个需要批评指导的学生,这是人之常性,无论成就多大,我们都有缺点,在成功中还能看到自己缺点的人,那才是真的伟大。在艰难的求学之路上,往往有人因困难而放弃了学习,求学的动力终被困难而消磨,没有了动力,成功更是遥远之望。批评让人气愤,但却更激起人内心的斗志,唤起那份不服输的精神。批评就像加油站,驱使你奋勇前进。   批评还是一瓶调和剂,总在荣耀面前悄悄做怪,成功有时却在不禁意中拌住了你前进的脚步,因为成功容不得骄傲,高傲的人需要批评,若没有批评,也许他永远也高傲不起来了,成功路上,批评必不可少。

彩虹因承受住了风雨雷电的批评,才展现出了亮人夺目的光彩;瀑布因经受住了山石流沙的批评,才展现出雄伟壮观的画面;人则需了解批评才能通向那成功的彼岸。

批评不可缺席

泰戈尔说得好,“没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练,怎能练过创造天堂的力量;没有流过血的手指怎能弹就出人间的绝唱。”然而成功是需要磨练的,泰戈尔最后成功了,但是在成功与磨练背后一直指引着人们的是谁呢?它就是人们最好的老师——批评。

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教导学生们应“三省吾身”,及时去批评指出学生的过错,最终他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万世师表“。因此当人们犯过错时,批评不可缺席。

曾经在报纸上见过这样一篇文章,浙江一位年过百万的富商,他的女儿因高考成绩不理想而跳海自杀,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富商夫妇平时对女儿过分的溺爱,对于以往女儿所犯的过错没有及时批评,一味儿的给予关心与爱护,而且对女儿抱有过大的期望,最终由于家庭的压力,父母不及时的批评,就造成了这样一场悲剧。对此我感慨很深,也许父母平时能及时发现并批评女儿存在的过错,悲剧大概就不会发生,扪心自问:“父母们你有及时批评你的孩子吗?”

批评时是使你走向成功的光明大道。在球场上飞驰的“飞人”乔丹,他是多少人心中的超人,人们做不到的,他却做到了,他连续在球场上拿下了多少分,赢过多少支球队,得到过几次最佳MVP 球员称号,也许你是他的球迷,你可以知道,但你知道他被教练批评过多少次你又了解吗?在球场上飞驰不断得分不是人们天生就能办到的那使他拥有超人般的弹腿,弹跳犹如飞一般,但他得到的批评绝不会比别人少。在选“新秀”的时候,他有幸被当时公牛队选中了,但团体技术还不熟练,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失败„„,最终乔丹成功了,他创造出篮球史上最光辉煌的一页。

批评是不可缺席的,有了它才能使你的前途光明;有了它才能使你健康地成长;有了它才能赢得你辉煌的人生。作为中学生我们以常会遇到家长与老师的批评,但你不要以此抱怨,因为他们的目地都是为了你,为了你有更好的未来。我们要勇于接受批评,及时改正,用最大的努力学习,做他们心中的英雄!   泰戈尔说:“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鸟儿却已经飞过了,相信你们的批评后不再残留失败的痕迹,成功因此就会向你走来。

作文二:《关于“文章学”与“文学批评”的思考》9600字

作者:汪春泓

湘南学院学报 2005年02期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73(2004)03-0031-06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一般以1927年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版为标志;而1934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则是这一学科发展中里程碑式的著作。1979年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的出版,又为学科资料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全国中文系学科建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以郭绍虞为代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写作上尤其注重文学观念的演进,即探寻“文学独立成科”的过程,其思路在本质上与梁代萧纲、萧绎及萧子显比较接近(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总论》之第二章《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认为到魏晋南北朝,其“又学”的含义,“始与今人所用者相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周秦文学批评史》之第一章《绪言》一《文学界说》指出所谓“狭义的文学”主要引萧子显和萧绎的观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而萧氏以及齐梁文学观乃政权偏于一隅的产物,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家分裂所致,国家一旦重新归趋统一,儒家经学又受到重视,则无论隋季李谔,还是唐初史学家们,都会反思南朝淫靡的文风,朝野士人异口同声大肆挞伐,并且引以为当代的鉴诫——这也是以后历代的主流声音。故古人之具有近乎现代意义的文学观者,往往非中国常态政治之所致,也很难遽然断定萧氏等人的观点体现了文学的“进步”,或者其对立面就意味着文学观念的“倒退”,换言之,即使萧氏等人具有某些进步的因素,但此种文学观是否能够代表历史的主流,确实是令人怀疑的。因此郭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文学观上与萧氏等人暗合,便自然与主流传统下的“文章学”之间存在着分歧和脱节,郭先生由“文章”非“文学”的先行观念所主导,力求在“文章”中清理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概念,便是以萧氏为圭臬和正宗,也正是以支流或潜流取代主流,然而实际上是不能完全成立的,颇有以偏概全之嫌。而郭先生寻找所谓文学的现代定义,恐怕也是作者身处环境的时风众势之所致。一则,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时说:“‘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注:转引自周勋初为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所撰写的《序》,第3页。)当时学界存在以西方观念来裁断中国问题的现象,朱氏敏锐地看到其结果既有利也有弊,像郭先生等隐约受外来影响的学术著作存在着“隐患”,他似乎已经含蓄地点到了。另则,当时社会氛围自“五四”以来,随着王权的崩溃,社会陷于无序之中,也是传统的忠孝节义“话语”无处落实的时期,与南朝颇有相似性,所以文章学范围内某些文体的作品,会令研究者产生漠然之感,漠视其固有的价值,一概以“非文学”将之驱逐出研究领域,这是一个时代逐渐形成的共识,其中不无偏见,需要今人对此作重新审视。

一、从“文论”在文献学上的反映看现代“文学批评”与古代“文章学”的歧异

按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所撰“中国文学批评史”同类著作,尤其是郭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在学科材料的爬梳方面,筚路蓝缕,厥功甚伟!然而作为一个中国文学史的分支学科,它必然具备悠久的学科传统,而此学科材料的组织,也有一个集腋成裘的历史过程。齐末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说:“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刘勰明确表示《文心雕龙》是“论文”之作,并且指出在他之前,已有曹丕、曹植、应玚、陆机、挚虞、李充、桓谭、刘桢、应贞和陆云等已有论文方面的著述(注:梁代锺嵘《诗品序》说:“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区别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此与刘勰所指论文名家有所重叠,可见齐梁时期对此大致上形成了共识。),“论文”一类在目录学上已经骎骎乎呈现出一定的规模。

《梁书·张率传》:“治丙丁部书抄……少好属文……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于世。”《文衡》一书已佚,估计其中当有论文的内容;隋末唐初虞世南编撰的《北堂书钞》卷第一百有《论文》条目,收录了自《左传》以至陆机《文赋》、葛洪《抱朴子》等论文的数则材料[1];唐初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二十二《人部六》有《质文》条目,胪列了先秦以来圣贤关于质文关系的言论,如汉末应玚的《文质论》在此得以较完整的保存[2];宋代郑樵《通志略》之《艺文略》第八有《文史》一类,载录有《翰林论》、《文章始》、《文心雕龙》等;另列《诗评》一类,载录《河岳英灵集》、锺嵘《诗评》以及各种论诗作法的著作(注:郑氏在“文史”类之外,另列“诗评”一类,说明因诗学的繁荣,已具备在目录学上独立分科的条件和需要。郑樵《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宋代《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五之《文部一》之《叙文》,引述了先秦至六朝大量的文论材料[3](P414)。其间曾有“文”与“史”合流的现象,这是因为一则论“文”与论“史”颇有相通之处,另则两者在古代都比较发达的缘故(注:《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宋四库阙书目》、《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均列有“文史类”,然而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二《文史类》就可以看到,“论文”的比例要高出于“论史”,到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文史类》所开列者几乎全是诗文评方面的文献书籍,所以“文论”或“诗文评”从“文史”中分离出来是大势所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而刘勰所谓“论文”意识在历代目录学上受到重视,列为重要的一类,使得编纂“论文”的文献材料成为延续的传统,此至明清时期蔚为大观,几乎有不胜枚举之叹!譬如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集部》就单列《诗文评类》,这和“诗”在“文”的总目下逐渐张大其军有关,诗便与文相埒,《四库全书》所收录者大抵属于重要的作品,但是与前代和同时代积累起来的“诗文评”成就相比较,《四库全书》其实尚远未能反映其全貌。

至于明清时期的作家、学者,譬如由明入清的钱谦益,清乾嘉时期的钱大昕等,他们在为他人文集作序时,所征引的典故,就有许多前代的“论文”材料。如钱谦益《有学集》卷十七《序》之论诗文部分[4],作者十分密集地援引前代“论文”的精华,可见钱氏精于论文;钱大昕《钝闲诗老张先生墓志铭》说:“铭曰:诗老之称,肇自溪南。松圆继之,得公而参。辛固奇士,所患朴直。程亦逸才,所乏风力。猗欤先生,有实有华。根柢槃固,亦正而葩。一命非荣,千秋斯寿。封侯万户,不如千首。诗家长城,超程轶辛。碌碌馀子,曾何足论。井椁既营,玉灵告吉。陵谷可移,诗名不灭。”[5]此节文字中,直接引用了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以及韩愈《进学解》的语词典故,并间接承袭了曹丕《典论·论文》的意思。

故此,若从论文材料的厘定选择上而言,考察前人文献,足以发现搜寻的线索,随着历史的延伸,某些材料为前人所重视,某些则成为过眼烟云,能够留传下来的大多富有生命力,这其实正反映了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譬如上述文献所示的论文文献,几乎被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全部网罗。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古人或前人的发踪指示之功,对于今人取舍和裒辑文论材料,无疑起到了十分便利的作用。在作家作品的遴选上,正因为《中国历代文论选》非常尊重前人的识见,所以它具备了成为传世著作的条件。

然而对照源远流长的论文传统,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中国历代文论选》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古人无论是“论文”、“文史”,或是“诗文评”,自文体角度来看,虽然情与理或者性与理等焦点问题经常引起争论,但文章学的整体是由各种文体一起构成的,每一种文体在文章学中均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有其各自独特的发展脉络,这是古代文论材料所括的基本观念。在梳理古代文论材料之后,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寻找到了一条“文学观念演进”的线索,以勾勒出其文学批评史,在其文学观的视野里,大致上某些文体倍受重视,而某些文体却隐退到了台后,甚至基本上遭淘汰出局,譬如关于某些文体(如抒情诗)发展的历史,其叙述比较完整,然而却与上述文论材料所涵盖的文体范围不符。被郭著所隐去的部分并不像郭先生所轩轾的那样——其地位已告式微,所以郭著仅仅叙述了整体文章中之分体文章学的历史,其实惟在说明古人分体意识的愈益清晰而已。其“批评史”研究的对象较诸“文章学”,显然是将范围缩小了,而且关注点也有详略重轻之别。即使具有“抒情性”、合乎今人所谓文学观的诗或文,理应为文学研究者所格外重视,然仅止于此,却会忽略了这些诗文也与其他文体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就诗歌而言,传统的批评方法亦非常重视“辨体”的问题,自锺嵘《诗品》就已显露出对五言诗进行辨体的努力,譬如他将五言诗作者、作品溯源至《国风》、《小雅》和《楚辞》三大源头,又用“其源出于……”的句式来区分作者类别,其思路与刘勰将各体文章溯源至《五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唐代皎然《诗式》讲“辨体有一十九字”,分析诗歌的体貌风格;而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则更为细密地分析从先秦以至明代的各家诗歌体制特点,故而就诗学而论,辨体也是传统的批评方式。

从宏观而言,书于竹帛或纸张,文章各体之间实质上是一体同功的关系,它们共同组成了文章学乃至民族精神史的完整断面;就微观而论,某一作家所擅长的各体之间的关系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抹煞其中任何一体,都将造成不复窥其全豹的遗憾;况且作为古代文章学的组成部分,其他文体亦同样具有审美与历史等多元价值,若以所谓纯粹的“文学”观来取舍文章,对于一部中国古代文章学史来讲,势必会造成损失。

从源头上说,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文还与经学等结有不解之缘。《文心雕龙·宗经》篇将重要的各体文章与《五经》的关系归纳如下: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

五经

文体类

春秋

刘勰将二十种重要文体与《五经》的渊源关系作了分析(注: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也有相似的归类,见杨明照《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是中国文章学的显著特点,上述《序志》篇里,刘勰不满于其“论文”前辈的,惟在于他们的批评方法,至于文章学的范围,则其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认为离经学愈远,就愈意味着文学独立地位的确立,其实与刘勰所谓“百家腾越,终入环内者也”的判断截然相反。究竟孰是孰非?在古代主流思想之内,经学作为最重要的显学,其地位无可替代,它是士人安身立命的依傍,假如承认这样的事实,则不会将文学与经学理解成一种对立的关系。其次,关于刘勰上述归类,纪昀评《文心雕龙·宗经》篇说:“此亦强为分析,似锺嵘之论诗,动曰源出某某。”[6]认为文章与《五经》之间,很难毫厘不差地辨析其渊源关系,只能记其大概而已。按《文心雕龙·通变》篇反对“多略汉篇,师范宋集”的文风,认为汉人为各体文章均贡献了可以效法的范文,而依郭先生的见解,则认为汉代文学尚未独立;《文心雕龙》的“论文叙笔”部分,从经典之下,“选文以定篇”,刘勰所经眼并加以选评的各篇文章,建构起先秦至魏晋中国人文世界的璀璨星空,然而若持“纯文学观”来衡量,其中很大部分篇什是不能入选“文学史”的。譬如蔡邕,在刘勰的文章学中,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在《颂赞》、《铭箴》、《诔碑》、《哀吊》、《杂文》以及《奏启》篇里,刘勰将之树为典范作家,衷心地表示尊重。然而正因为蔡邕只在铭、碑等文体上独步古今,堪称文体大家,根据尹炎武《刘师培外传》称,刘氏“雅好蔡中郎”[7],在刘师培看来,蔡邕应拥有极高的文学地位,而郭著谈论“文笔之区别”,依然以其纯文学和杂文学的概念来和南朝“文、笔对举”相印证(注:见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第四篇《魏晋南北朝》第二章《南朝之文学批评》之第三节《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之第五目《文笔之区别》。),即使蔡邕的文章成就本归属于刘勰“文”的范畴,与郭著“纯文学”相对应,但因蔡邕不能为“纯文学观”提供佐证,就无法纳入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之“文学观念演进”的轨道之内,就难以在郭著中占据其应有的位置。由此可见,在郭先生等人观念影响下编撰的“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史”,与刘勰《文心雕龙》等古人论文观念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今人若左袒郭著,那么所理解的古代“文论”亦是片面的,必然会割裂文章学的悠久传统。

“五四”以来,某些受舶来思想所误导的学术观,迄今理应引起学界的反思,如何补苴罅漏,尤其值得今人重新考虑。

二、从古代文学理论看现代“文学批评”与古代“文章学”的歧异

郭著在介绍某些“论文”史上的重要人物时,往往侧重于其谈创作论的部分,而关于作者的整体文章学观念,郭著却多有忽略,其实有助于郭著建构其“纯文学观”者并不与“文章学”存在牴牾。譬如曹丕《典论·论文》虽然直言“文以气为主”,但是在品藻人才时,曹氏十分重视文体问题,指出七子在文体方面各自的特长和不足,并且说:“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然而从一己写作思路出发,郭著仅仅指出“诗赋之欲丽,以见纯文学自不可废去修辞的技巧”,却无视曹丕并不持纯文学观,《典论·论文》正隐含着曹丕对自己独能兼备众体的自负,这正是一种典型的“杂文学观”,而与郭先生所谓“纯文学”不相干;陆机《文赋》在文体问题上,可谓是在曹丕基础上踵事增华,《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黄侃《文选平点》说:“以上辨体。”[8]这说明文体风格上的特点,陆机亦非常重视,他也竭力要在各体文章方面显示其写作的才华,不能片面地认为“诗缘情而绮靡”是其唯一的追求,亦不能仅仅看到《文赋》在创作论上的成就,然则《文赋》的“文”自然属于文章学的概念;即使南朝新变派作家萧子显,其《南齐书·文学传论》虽然说“五言之制,独秀众品”,但是其“文学”概念还是包括了诗之四言和七言体、赋、颂、章表、碑、诔等文体,可见他也不能忽视当时文坛尊体的观念;《梁书·昭明太子列传》载王筠为太子作哀册,文曰:“爰敬初业,离经断句;奠爵崇师,卑躬待傅。宁资导习,匪劳审谕;博约是司,时敏斯务。辩究空微,思探几赜;驰神图纬,研精爻画。沈吟典礼,优游方册;餍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举艺文,遍该缃素,殚极丘坟。幐帙充积,儒墨区分;瞻河阐训,望鲁扬芬。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字无点窜,笔不停纸;壮思泉流,清章云委。”这是当时学风的全面写照,其中谈到了“流略”、“艺文”,可见当时目录学的发达,也说明萧统博通百家,在属文方面自然也非仅“吟咏性灵”一端可限之矣,他编撰《文选》,其文体分类究竟是多少,虽然尚有争议,但是至少说明“文”在其意识中是“文章”的概念;像南齐张融《门律自序》那般跨略文体阡陌者,也是激于尊体一派势大的感发,在当时实属异类。

从西晋到南朝,文体论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当数挚虞,他著有《文章志》和《文章流别论》,邓国光《挚虞研究》推测《文学流别集》在编纂范围上“应囊括汉、魏诸体文章”[9]。《梁书·王僧孺传》载任昉赠王僧孺诗曰:“刘《略》班《艺》,虞《志》荀《录》。”虞《志》指挚虞《文章志》,它在齐梁时期影响至深,刘勰文体论部分,就充分借鉴了《文章流别论》的观点;《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叙录》曾指出其对于后世总集编纂体例的深刻影响。

魏征《隋书·文学传》说:“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甚。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采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馀力,词无竭源……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南史·任昉传》说:“时人云‘任笔沈诗’。”《梁书·任昉传》说:“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说明任昉的应用文写作与沈约的艳情诗恰好相映成趣。在南北对峙之间,北朝的温子升、邢子才和魏伯起等文士亦堪与南土才子争胜,按上述所谓“江左”与“河朔”的不同,一则“宜于咏歌”,一则“便于时用”,再对照唐初许敬宗编撰《文馆词林》,虽然此书千卷现在仅存不足三十卷[10],但据此亦略可尝一脔而知全镬。此书现保留诗文,计后魏二十篇,北齐二十六篇,后周十四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北朝君臣关乎军国大事的文章,即“便于时用”之谓也,对于此类文体的文章,温、邢和魏写得比较出色,所以魏征们要融合南北文风,其实是希望文章增添一点质实的内涵。故而即便是迎来诗国高潮的唐代,其“便于时用”的各体文章,也颇受朝野的重视,其“文学观念的演进”,并不意味着这些文体末日的来临。

宋代总集与类书如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晏殊《类要》等均关注文体问题;此于后世编纂同类文献时,几乎形成为一个编纂传统。元代潘昂霄著《金石例》,其六卷至八卷述唐韩愈所撰碑志,以为括例,九卷则杂论文体。此书在后世影响较大,如明王行撰《墓铭举例》四卷,补潘昂霄《金石例》之遗;明清之际黄宗羲作《金石要例》一卷,也是针对潘氏《金石例》,欲补潘氏之阙。

清纪昀《四库提要·集部》之《总集类序》指出总集编纂包含了编纂者“文章之衡鉴”的文学观,从挚虞而下,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作为道学家文论之声音,上承西晋与南朝儒家文体论思想,虽见解有所差异,然仍可以视作是挚、刘文体论轨范后世之津梁,明清时期,就《四库全书》而论,受真德秀影响,起而祖述刘勰、挚虞、萧统文体论,讲究文章规范者也代有其人,其影响不可低估。真氏《文章正宗纲目》推崇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主张本古宗经;《四库提要》中《总集类二》之《文选补遗》四十卷、《总集类三》之《风雅翼》十四卷,俱可见到真西山的影响。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是明代文体论的集大成著作。吴讷超越了真氏保守的观念,正视新文体的产生与客观存在,甚至词曲也加以收录。徐师曾《文体明辨》指出:“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此吴公《辨体》所为作也。”辨体似乎是与时俱进永无休止的工作。

纪昀很注重“文”的定义,《诏策》篇之《纪评》说:“此书体例主于论文。”明确厘定《文心雕龙》是论文之书,对于《史传》、《诸子》等篇,纪昀将“文理”与”史事”分而论之;并认为“盖子书之文,又各自一家”,认为子书与文也不是一家。然而作为较早具有了近代学术意识的纪昀,其“文”的内涵还是与刘勰没有太大的出入,他十分服膺刘勰的文章学观念。因此,在看到“文学观念演进”之同时,也应该承认传统的文章学意识一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文体的古今之争一直不曾停息,但并不像郭著所认为的那样,文章学观念逐渐在士人意识里淡化或消失。而关于”文学观念的演进”,似应属于某些文体的内部发展规律在起作用,与整体的文章学观念却不一定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虽然文体众多,有些文体确乎在使用频率上远不如常用文体,但是从清人文集之编辑来看,作者们依然以众体兼备为自豪。

总之,以上尊体的声音是不可遮掩的,但是反观郭著,文章学史上所凸现的焦点问题,却在其著作中成为无足轻重,甚至是负面的东西——这是欠公允的观点!

三、结语

前辈学者郭绍虞学术精深,其读书之广,思考之深,都是晚学望尘莫及的,其著作沾溉后学,给后辈学者以巨大的启发,对于本学科的开山祖师郭绍虞,晚学充满了景仰之情。当此学科具有接近八十年的历史之时,在新世纪之始,笔者就郭著提出一些想法,目的只是为了思考如何继续推进本学科的发展。

为何在“五四”以后,读书人所认识的“文学”与传统产生了距离,这与帝王政治解纽有直接的联系。反封建思潮激荡之下,读书人关于文学抒情的“情”的理解狭隘化了。不管其是非如何,这种理解仅仅属于“五四”之后中国知识界的特殊语境,当时知识界面对关涉君臣政治的“情”,一般持否定的态度,这牵涉到对许多文体存在价值的重新估量。但是这与此前的中国社会语境却并不吻合,也有悖于在学术研究中应持理解之同情的原则。“五四”迄今还不到百年,但是中华文明却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百年巨变,沧海桑田,近现代知识分子所遭受的冲击和刺激是前所未有的。何以会造成时代之间的隔膜?是否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将“五四”之后比较极端的思维方式也渗透到了学术研究之中,这种渗透有的是有益的,有的却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例,郭著催生于“五四”以后那个伟大的时代,同时也打上了此一特殊时代的烙印,这是尊者和贤者均不可避免的现象。反思古代,各种文体在写作时,因具体语境之差异,所凝聚于笔端的“情”也各各不同,故而“情”实际上一直贯穿着各体文章,好文章均是“为情而造文”,即便应用文体,如《文心雕龙·诏策》篇讲“气含风雨之润”、“笔吐星汉之华”、“声有洊雷之威”、”文有春露之滋”及“辞有秋霜之烈”,等等,这些不也正是形态各异的情感类别吗?写作此类文章时,作者难道不需要充沛的情感吗?所以今人所谓的“抒情文学”,其概念颇令人有《庄子》所谓的“吊诡”之感。是否只有倾向乎私情的作品才能够被称为“抒情”的真文学,以此作为标准,来谈“文学观念”的进步或倒退,“抒情”便显得单一,这样的古代文学批评似与历史的本来面貌相去甚远,郭著忽略文体问题在“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恐怕正是造成其此种缺失的原因之所在。

“五四”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是作为求真的学术却应尽量超越一时一地意识形态的局限,近人黄侃说:“治中国学问,当接受新材料,不接受新理论。佛经云:依法不依人,即此义。”[11]此言耐人寻味,实事求是地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这正是中国现代学术重建中,第一步应该做到的事情。

作者介绍:汪春泓(1964-),男,浙江嘉兴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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